[48]国外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宪法文本形式上的美感，但好处也十分明显，那就是无论增加新的条文还是删除原有的宪法条文，宪法的条文序号都得以保持稳定， 实际上，我国刑法修正案对刑法条文序号的调整方式就采用了国外类似的做法。
[9]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不仅在宪法、立法法、监督法上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且在实践中运行久远且具备制度化的基本形态。[32]据莫纪宏教授介绍，1982年修改宪法时曾围绕如何建立中国的宪法监督制度进行过探讨，当时有力挺派非常坚定地推动违宪审查，但仍有不少人担心搞违宪审查，会不会打破政治生态，导致不同机关之间形成强大的张力？一说某部门某领导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法还‘违宪了，脸面上挂不住。
基于切身利益的考量，他们自然对立法内容有着最强烈的关注，对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有着最直接的感受，质疑和挑战立法的合法性的动机和诉求也最为现实而迫切。这样就可以让备案审查机构从繁重的备案工作中解脱出来，从而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到对公民审查建议的关注上。其本框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备案审查。如果说合宪性审查强调的是审查的属性的话，备案审查则强调的则是审查的途径和方式。而如果此类活动是依据宪法而开展的，审查的内容涉及的是宪法性问题时，此时的审查实际上就是合宪性审查。
例如，2017年6月，在党中央通报甘肃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深刻教训后，对规定自然保护区的49件地方性法规集中进行专项审查研究。本文的讨论也主要以这类备案审查为主线而展开。[104] 除了上述学者的观点外，从我国行政诉讼规定的无效判决方式以及司法实践对公定力的运用情况来看，有限公定力说确实更符合我国的实际，也更容易和其他一些制度相融合。
相对于其他效力而言，它是行政主体对于相对人而言的、意思表示过程中的一种实在的法律效力，表现为行政行为的单方性。并且, 职务是否适法得由法院根据职务行为发生时的情况、结合法律解释进行认定, 而不能完全以事后纯客观判断为准, 换言之, 这就预留了职务行为虽在事后判断属于违法、但在事中仍被视为合法的空间。其认为公定力的正当性可归入两个看似对立却可在民主理论中融通的维度，一个维度是国家意思的优越效力、国家的权威性。当然，二者对究竟哪些确实违法的行政行为，可以认定在行政行为发生时适法或具有效力的解答上也存在差异。
（2）对于某些事后判断应属违法的行政行为, 但在行政行为发生时可以视为适法或具备合法有效的推定, 对这些行为的违抗和阻碍, 构成妨害公务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此外，该观点主张的行政行为有效的要件只有行政行为已经成立和没有无效的情形两个，并没有包含合法要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有效要件不以合法要件为前提。
[103] 参见[日]南博方，同上注所引书，第50页。[85] 杨解君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人们对社会秩序的信赖和期待不仅是外在的客观环境使然，而且还有着深层的心理根源。[9]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采用的行政处分概念，与大陆的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鉴于本文主旨的问题，不对此进行深究。
[72] 参见章志远：《行政行为效力论》，同上注，第62页。除此之外，如该行政处分有重大违反法规之瑕疵存在，且该瑕疵客观上又系明白，若仍赋予公定力，则有过分偏重行政权利益之嫌。[109]此种观点，又表明了公定力是一种有效推定，不涉及是否合法的问题，因而不与国家赔偿诉讼中对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相矛盾。拘束力是指行政行为因其内容依法产生的对行政相对人及其利害关系人、行政主体、相关国家机关及法院的约束、限制的法律效力。
[103] 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主张完全公定力说的叶必丰教授，在其近期的著作中，转向了有限公定力说,认为具体行政行为存在重大明显瑕疵的，不具有公定力，不能拘束其他行政行为的实施。法国行政法学者莫里斯·奥里乌认为，行政部门组织众多的公共事业，而由于习惯，公共事业成了居民的一种日常需要，成为公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产生了关于服务的必要的连续性的想法、公共事业的停顿或中止是一种灾难，为了保障公共事业的连续性，公民们同意给予中央化的行政部门一些公共权力的特权。
（二）行政行为效力体系之核心 公定力理论支持者一般都将公定力置于行政行为效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依民主主义原理，民主国家的权威并非国家自身固有，而是人民委托相授，相授的目的包括（但不限于）维系社会秩序的安定。
[5] 南博方认为: 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即使其是违法的，除了无效的情况外，在被有关机关(行政厅、法院)撤销之前，不仅对方，而且国家机关、一般第三者也都必须将该行为作为有效的行为予以承认，并服从该行为。[42] 参见韦忠语：论行政行为公定力的效用，《现代法学》2000年第2期。[131] 参见柳砚涛，同上注所引文。叶必丰教授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归纳，为了法律安定性，就必须将国家行为区别于私人的法律行为，就不能将行政法理论毫无批判地完全依存于私法学，而必须建立适法性推定，即有瑕疵的行政行为在被撤销前应推定为适法、有效。相应的，我国选择完全公定力说的理由有三点：一是完全公定力理论体系清晰、逻辑一致。[112] 王天华，同上注所引文。
在私法关系上，当意思不一致时，不得不顾他方意思而以一方面之意思为准，仅能提起民事诉讼，并且在判决前任何一方之主张均不受正当之推定。在林纪东先生的《行政法原论（下）》（民国68年版）以及《行政法新论》（民国74年改订二十七版）两本书中，在论述行政处分之效力时，都只说具有拘束力、确定力、执行力三种效力，都未提到公定力。
侵益行政行为是一种设定相对人义务，维护公共利益的意思表示，第三人并未参加到特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中来，与其说是保护第三人，不如说是为了维护行政权威，保护公共利益。[54] 参见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同上注，第71页。
[37]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也指出，国家之意思具有公定力。[117] 参见章志远：《行政行为效力论》，同上注，第76页。
我们通过在北大法宝的搜索发现在我国的裁判文书中提及公定力的案件数量庞大。除了这两点之外，关于行政行为的定义基本一致，即允许通过法定的途径否定行政行为，除此之外，相对人、第三人和国家机关要予以承认和服从。但是文章并没有对此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对此问题的论述目的还是在于揭示公定力理论有关于‘妨害公务的技术规范予以支持。总之存续力并非否认确定效果，而是比确定力具有弹性，两者之差异不在本质而在程度。
行政行为之所以具有公定力是为了保障法安性的需要。[56] 反对者认为，‘既得权说将‘侵益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解释为保护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以外的第三方即不特定公众的权利,是过于勉强的。
[67] 参见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同上注，第74页。值得注意的是，陈新民并不主张采用公定力理论。
[56] [日]南博方，同上注所引书，第50页。[94] 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说服力明显不足，其并没有正面回应公定力与无效行政行为冲突的问题。
虽然学界也没有就公定力的理论基础达成一致意见，但至少可以肯定国家权威说已经被排除在外，那么此种反对公定力理论的理由也就站不住脚了。[145] 综上，公定力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广泛运用，这也使得公定力理论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从法治主义的观点出发，不能把在原理上与法治主义的要求不相容的公定力，看成是从行政行为的本质中产生的超实定法的效力。基于这种信任，政府的行政行为就具有公定力。
胡建淼认为，行政行为的有效要件和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不同。另一方面，‘有限公定力说在将无效行政行为的辨认权和抗拒权赋予相对人的同时，也将责任转移给了相对人，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是相对人执行了无效行政行为时所产生的责任，第二是错误辨认而抗拒了一个本来合法的行政行为所产生的责任，第三是正确辨认而没有抗拒行政行为所发生的责任，根据有限公定力说，这三种情况都将由相对人自己承担责任。
[125] 参见柳砚涛，同上注所引文。实质效力是指行政行为因其内容符合法定的实质效力构成要件而依法产生的法律效力。
因为奥托·迈耶在论证公定力时有一个关键的限定，政府在其通常的管辖范围内的意志表达, 奥托·迈耶不过是在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这样一个命题：行政行为只要不带有明显的违法就有效。[97] 参见杨海坤主编：《跨入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同上注，第273-274页。
